大块地、赵家地、学西、火神爷庙、小坡、菜园……

在老家梁庄村，每一块庄稼地，不管地块大小，无论贫瘠丰腴，就像人一样，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。土里刨生活的庄稼人，文化不深，识字不多，给庄稼地起名儿，像给自己的娃娃起名儿一样，都是土得掉渣的小名，但听起来亲切，叫起来顺嘴，记起来容易。

这些庄稼地的名字，融化在祖辈的血脉里，留存于后世的记忆中，至今仍口耳相传。响亮，自有其中道理；庸俗，也有充分理由。它们就像一贴贴膏药，紧紧粘在庄稼地的肌肤之上，多少年过去了，风刮不走，雨淋不透，没人能揭掉，当然也不愿揭掉。

一块块离家或远或近的庄稼地，是农人的衣食父母。腹中食、身上衣，关乎饥饱冷暖，都拜土地所赐。随手从地里抓起一把黄土嗅嗅，似乎都有汗水的味道——正是先辈们在这片土地上躬身劳作、挥汗如雨，才得以让后世子孙繁衍生息，家族世代兴旺。

遥想当年，先人给庄稼地起名儿应该很随意，或是相对于村庄的方位、周边的标志物、田地的形状，或是土地的肥瘦程度、种植的谷物品种，甚至一段民间传说，都能成为起名儿的依据。从种上第一茬庄稼开始，名字就开始附着在泥土中，任凭犁铧多么锃亮，耙齿何其锋利，一轮轮耕作过后，只会把庄稼地的名字越擦越亮。哪怕是块新开垦的荒地，一开始没有名字，等不到一季庄稼长熟，名字就诞生了。在我们村西南一隅，有块庄稼地叫“北地”。可是，地明明在村庄的南边，为什么会叫“北地”呢？还是祖父解开了我的谜团：原来，“北地”的名字由来已久，在我们村没有搬迁到现址前，这块地的确位于老庄北边，老几辈就是这么叫的。

五里不同风，十里不同俗。风俗因地而异，庄稼地的名字亦是如此。某块庄稼地的名字专属于某个村庄，出村三里地，知道的人很少，名字也就失去了归属感——就像一个人离开草木故园跑到外面去闯荡，水土不服是常有的事。每逢秋麦两季，我都要随父亲去外婆家帮忙收庄稼。外爷和父亲说话间会提及一些庄稼地的名字，只是听过多少遍后我仍然记不住。按说，年年去外婆家割麦掰玉米，哪块地西边不远是苹果园，哪块地前面紧挨着沙河，和表哥在哪块地偷过番茄，路过哪个瓜庵去避过雨，我都印象深刻，却不知为何，始终无法把那些庄稼地同它们的名字一一对应起来。当然，这些地块把我当作外乡人也是有原因的——毕竟，自己在田埂上闲玩的时候居多，进地里干活的次数少。

和一辈子侍弄庄稼的祖父相比，教了大半生书的父亲算不上纯粹的庄稼人。祖父总嫌父亲干庄稼活儿毛糙，因为这一点，他没少挨祖父的责怪。父亲也不争辩，嘿嘿笑着，该干吗干吗，祖父拿他没办法。我知道，不是父亲笨拙，学不会那些庄稼活儿，而是他的心思牵挂着另外一块“庄稼地”——学校里那一大群学生。3年前，71岁的父亲突发急病猝然离去，像地里一茬麦子，被岁月的镰刀无情地收割走了。整理遗物时，我翻出一个硬皮笔记本，前几页工工整整地记着学生的电话号码，后面是老家那几块庄稼地的名字、亩数，居然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。离开老家20多年，那几块地一直都是亲戚在种。再次看到这些久违的名字，我的心颤动了，因为它们裹挟着太多与父亲有关的旧事，漫卷而来，鲜活如初。

看来，老家的庄稼地已幻化为一抹浓浓的乡愁，融入游子的记忆中。记住这些温暖的名字，记住那些故园旧事和亲人面孔，就等于记住了来时的路。从此，哪怕走得再远，也是一个不会迷失方向的有根之人。（梁永刚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