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甘肃·甘肃农民报通讯员 张盼盼 李婷 张雯

“爸，这眼睛为啥要最后点？”

清晨的雨雾还没有散尽，整个寺台镇笼在一层薄纱里。远山青黛若隐若现，近处白墙黑瓦的村落湿润而安静，空气里全是泥土和草木的气息。袁山村这户农家小院里，树叶上的雨珠还没干透，张仲国手中的毛笔已经悬在了木偶头颅前，迟迟没有落下。小儿子坐在旁边，仰着脑袋，眼睛瞪得溜圆。

张仲国没有急着回答，只是轻轻吹了吹木偶眼窝处的浮尘，那专注的模样，像在安抚一个沉睡的生灵。“戏文里唱‘画龙点睛’，咱这木脑壳，得最后才给‘开光’。”他缓缓说，声音像从湿漉漉的晨雾里透出来，“眼珠子一点，魂就住了进去，就不再是块木头了。”

这话让人心头一颤——原来这些沉默的木偶，一直在等一双赋予它们生命的手。

康县人管木偶戏叫“木脑壳戏”，村里有句老话：“喝酒要喝二脑壳，看戏要看木脑壳。”这门从晚清由四川艺人传入、经张仲国祖父张森阳传承下来的手艺，已扎根百余年，如今是陇南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 雕刻木偶是场与木头的对话。

张仲国的指尖顺着木纹缓缓游走，掌心贴着木头，沿木坯轮廓缓缓推进，一刀一凿，不疾不徐。刀锋过处，木屑卷曲着落下，空气中弥漫着新鲜木料的气味。他时不时停下来，把木坯举到眼前端详，眯起一只眼，换个角度再看，那种审视的认真劲儿，让人忍不住屏住呼吸。“木偶看着小巧，”他抚摸着刚打磨好的命杆，“每一处打磨、每一笔上色都不能马虎，台上灵动，全靠台下细功夫。”

一旁，张仲国的父亲张俊文正在给木偶上色。大红大绿在他笔下竟然庄重而不俗，笔尖蘸饱颜料，一笔下去，木偶便似活了过来。他一边描画一边念叨：“咱这木偶戏，唱秦腔，演忠奸。”他指着一个未戴帽的头像，“大白脸，演曹操行，演秦桧也行，但眼神里的奸诈劲儿得画活泛。”孙子在旁边似懂非懂地点头。

看着这对手艺人在晨雾中一雕一画的背影，便不禁想问：在这年轻人纷纷外出的山村，是什么让这些即将被岁月封存的木偶，依然拥有如此肃静的尊严？

“咱们寺台木偶戏，传了好几代人，都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。”张仲国放下刻刀，声音平静却沉实，“一辈子就守着这门手艺。”作为第六代传承人，他比谁都清楚当下的处境。“老技艺不能断，”他抬起头，眼神透着坚定，“我最大的心愿，就是把这门手艺好好教给年轻人，让有人学、有人传。”

说话间隙，屋里手机响了。张仲国接起来，电话那头隐约传来邀约的声音，他应着：“嗯，今天晚上？行，我们早点到。”挂断电话，他转身打开木箱，开始清点家当——木偶按行当排列，盔帽归在一处，髯口用布袋装好，锣鼓家什一件件码进藤筐。他每拿起一件，都会检查一遍——线绳松不松，关节活不活，盔缨有没有歪。动作不急，却透着一种经年累月的熟稔，像闭着眼睛都能摸到每件东西该在的位置。

山路蜿蜒，最远要走上几十公里。

张仲国将沉甸甸的木箱搬上那辆有些年头的货车车厢，仔细码好，又回头检查了一遍车门有没有关严。引擎在山野间突突地响起来，车身在蜿蜒的道路上轻轻摇晃，后面传来锣鼓家什相互碰撞的细碎声响，单调而有节奏，像一支只有他自己听得见的序曲。“山路虽然远，”他后来说，“但每次出门演出，心里都是踏实的——这就是手艺人的日常。”

戏台搭在村口白墙前。布景一展，锣鼓一响，四里八乡的老少便搬着板凳围拢来。张仲国执起杖杆，指尖一捻，那木偶便倏地有了魂——眨眼、张嘴、甩袖、转身，每一个关节都透着灵动的生气。老人们跟着鼓点轻轻晃着身子，脸上漾着满足的笑意。热闹又温馨的看戏场景里，那句话在空气中飘着——“只要有人爱看，我就愿意演。没有什么比这更朴素的了，也没有什么比这更有分量。”

演出间隙，别人歇着喝茶聊天，张仲国却独自坐在戏台一侧，低头调试线绳，或是用布角擦拭盔帽上的浮尘。没有观众的聚光灯，他依然专注，一个人对着木偶反复走位、默念唱词，嘴唇翕动着，仿佛在跟木偶商量下一场的节奏。“唱戏演木偶，没有捷径，”他说，“日复一日排练，就是为了每一次登台都不辜负大家的期待。”

锣鼓停歇，木偶静立，戏台归于平静。但谁都知道，属于寺台木偶戏的乡土故事，还在延续——就像这个清晨的雨雾，散了还会再来；就像张仲国手中的木偶，放下了还会再举起。只要还有人等着看戏，还有人愿意接过那副杖杆，木偶的眼睛里，就永远有光。

那光里照着忠奸善恶，照着千百年来百姓心头最朴素的公道。一出木偶戏，唱的是秦腔，演的是人心——奸臣终得恶报，忠良沉冤得雪，台下的老人看到落泪，孩子攥紧拳头。这方寸戏台上演的不只是故事，是扶正祛邪的火种，是惩恶扬善的信念。戏散了，道理留下了；锣鼓远了，根扎下了。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，寺台木偶戏依然用它独有的方式，在乡村的泥土里，默默守护着那一份关于是非、关于道义的古老承诺。